宋、辽、金、元,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并出现衰落的阶段。前后经历了40 7年。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向边疆地区扩展。最后,元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多民族政权国家。这一时期的统计,处于发展不平衡阶段:宋代统计继唐代之后全面发展,辽、金统计发展滞缓,元代统计则又有所进展。

宋代的统计

一、宋代的社会经济

北宋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为了不使宰相事权太重,中央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以分掌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以分掌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又称计相),专管盐铁、度支和户部,以分掌宰相的财权。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大将和节度使的兵权;创禁军“更戍法”防范将领依仗军队对抗中央。以上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止了藩镇割据;但由于过分强调“分化事权”、“互相牵制”,致使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地方困弱,军队战斗力不强。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蠲免新垦土地的地税,废除南方小国原有的苛捐杂税;改用农具,使用牛耕,兴修水利灌溉事业;诏令南方种植粟、麦、黍、豆等作物,江北水乡种植水稻,以提高产量。在工业方面,矿冶业有很大发展,北宋的金、银、铜、铁、铅、锡等矿产大大超过唐代。纺织业也大为发展,制茶、漆器等手工业也较前代有了进展。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每年征收的商税,各城市一般都在四十万贯以上;对外贸易也迅速开展起来,中国生产的绢、帛、瓷器和铁器等远销海外,牲畜和奢侈品也从国外输入。

由于农民起义、辽和西夏的入侵,以及政治腐败,北宋中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等,使财政有所好转,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

南宋时期,北方人民由于战乱,大量南迁,他们与南方人民共同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当时南宋经济发展很显著,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但因土地兼并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客,承担着沉重的地租剥削,迫使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

宋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它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需要,所以特别受到重视和推崇。

二、宋代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一)统计组织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设尚书、门下及中书三省。最高国务机构为掌领军事的枢密院与掌管政务的中书省,合称“二府”。最高财计管理机构为“三司”,即盐铁司、度支司与户部司(三司正副使称计相),主管天下贡赋和钱粮出纳,兼管全国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宋史·职官志》:“三司使掌邦国财计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焉。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之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

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自当年起三司执行上计制度:“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改三司为总计司,总管全国统计核算,令各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统计报告逐级汇总上报总计司,这在中国统计组织史上是一项创举。当时总计司“判左、右计事,左、右计使判十道事。”②左、右计使即“左、右大计。”淳化四年分天下为十道,即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两浙与广南。在京东叫左计,京西叫右计,置二使分掌。其统计报告的报送程序如下:“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③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罢十道左右计使,复置三部使。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又罢三部使,复置三司一员。”④

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推行新官制,三司并于户部。《宋史·职官志》:“元丰正官名,三司始并归户部。从此,户部总管全国的综合统计。其职责是:“掌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以版籍考户口之登耗,以赋税持军国之岁计,以土贡办郡县之物宜,以征榷抑兼并而佐调度,……凡此归于左曹。又“以常平之法平丰凶、时敛散,以免役之法通贫富、均财力,……凡此归于右曹。尚书置都拘辖司,总领内外财赋之数,凡钱谷帐簿,长贰选吏钩考。其属三:曰度支、曰金部、曰仓部。”可见这时的统计组织又发生了较大的变更,其趋势是恢复唐朝的统计组织。这种新官制,采用了左、右曹分立制度,分割了户部尚书的权力,使之不能周知其数。例如,左曹管赋税出纳,而户部尚书则不知出纳见在之数。所以,司马光曾奏请“令尚书兼领左、右曹。”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府、军)、县三级制。元丰改制后,仍改为州、县二级制。其统计组织其本上与中央统计组织相适应。

(二)统计法规

宋代统计法规,率多因袭唐律。惟对统计簿帐或报告的记录与编造均有严格的法规,则是它的特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北宋神宗时,统计簿帐,即已列为皇朝的法式之一;一直到南宋,这方面的记载颇多。

1.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户部规定:凡经济报告“有隐漏重复、收支不实,应干系官吏科杖一百罪。”

2.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勒诸路监司、应经兵火州县,自来所有丁产、钱谷簿书,皆依法置造。”⑤

3.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九月一日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并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从杖一百科罪,勒停永不得收叙。其簿限一日改正。当职官吏失点检杖八十,如有欺弊,自依本法执行。”

4.《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一》:“漏泄库务所管钱数者,徒三年,配二千里。”

由此可见,宋代关于统计簿籍与报告均有严格的法规:统计簿籍,依法编造;统一格式,真谨书写;如实填报,不得隐漏重复;如有欺弊,依法执行;等等。

三、宋代的统计工作

(一)人口统计

1.主户与客户。

宋代,以是否占有土地为主要标志,把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凡占有土地、直接承担国家正税的人户称主户,没有土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称客户。

(1)主户。司马光《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十月宋太祖诏令:“诸州版籍、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在诏令下注有“始令诸州岁所奏户数,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须通勘。”即责令各州判官、录事掌管版籍,对原无版籍者则勒令编造,户部人口统计的对象为男丁。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5年)十月诏令:“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籍,自今先录户产、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不实者听民自言。”⑥宋代的户口版籍是按资产(主要是土地)的多少,把占有土地、直接承担国家正税的主户分为五等编造的,故称五等版籍;每逢闰年编造一次,故又称闰年图。内容包括户口、垦田、赋役等数字及田地、宅基地等图形,向中央呈报,作为征收赋役、考核官吏政绩的依据之一。五等户的划分标准是:一等户占田三百亩以上,二、三等户占田一百到三百亩,四等户占田二十亩到一百亩,五等户占田二十亩以下。一、二等户为上户,三等户为中户,四、五等户为下户,主要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北宋末年下户人数较多;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北宋中期有所减少。

(2)客户。宋代客户租种地主土地,自有耕牛的称“牛客”,耕种所得要和地主对分;无耕牛而使用地主耕牛的称“小客”,要把收成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客户虽然不直接向政府交纳夏、秋二税,但地主通过地租等办法,把赋税负担转嫁到他们身上。而且客户还要为地主服役,甚至连家属都不能幸免。在南方,客户还需向政府交人头税。《长编》卷一六八记载:宋仁宗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六月,丁度奏曰:“下户才有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可见其惨状。

2.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北宋时期按军事编制的户籍制度。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兵”,以维护封建统治。保甲制度是把各地民户不论主、客,统一编制户籍。《宋史·兵制》:“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三年,始联比(编制户口的意思,《周礼》: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其民,以相保证。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才干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凡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资最厚、才勇过人者亦充当保丁。兵器非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输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奸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事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余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邻保合坐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者,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不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既行之畿甸,遂推之五路,以达于天下。时则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肆以武事也。”保甲制度改变了原有的募兵制,加强了户籍管理。明、清两代均沿用了这一制度,以维护封建统治。

3.编造丁产簿。宋代把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按这种分类而编造的人口及财产簿册,叫“丁产簿”。丁产簿按当时的保甲编制分甲立册,叫“结甲册”。丁口和户产有时也分别造册,并分别称为“丁口簿”和“户产簿”。宋代对于结甲册非常重视,关于各甲丁口的记载均有具体说明。《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县道户口,保最为急;倘不经意,设有缓急懵然莫知。始至,须令诸乡各严保户之籍,如一甲五家,必载其老丁几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几人,名某,年若干。凡一乡为一籍,其人数则总于籍尾。”

(二)土地统计

1.推行方田均税法。简称“方田法”,系北宋清丈土地、规定赋额的方法,就统计而言,实即进行土地丈量的一种直接调查方法。

宋初各地田赋不均,税户相率隐田逃税。仁宗景祜年间(公元1034—1038年),大理寺郭谘首创方田均税法——千步方田法:丈量土地,清括隐田,“四出量括,遂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⑦

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王安石变法革新,把郭谘的方田法加以补充,坚决推行。《宋史·食货志·方田》:“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的凭证)。”先后在京东、陕西、河北、秦风、鄜延五路试行。因受到豪强地主的反对,方法上又有很多困难,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废止,共清丈田亩2484349顷,占当时耕地面积的54%。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限制了土地兼并,增加了大批税收。

徽宗时又恢复,终因丈量和定税中弊病很多,也屡行屡罢。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完全废止,已丈量的田地仍按旧法纳税。

2.编造鱼鳞图册。简称“鱼鳞册”。北宋政府为征派赋役而编造的土地簿册。北宋推行方田均税法,丈量各地土地时,有些州为了防止漏报、瞒报,有司将各户的土地、山塘一块一块地核实,标明其面积、座落,绘成图样。因为把这种图连接起来,形状类似鱼鳞,所以叫“鱼鳞图”;“鱼鳞图”按户集结成册,叫“鱼鳞图册”。这种鱼鳞图册是宋代土地统计的一项重要发展。宋代婺州、漳州等地曾经编造,虽未广泛推行,但为明代鱼鳞图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推行经界法。经界法系南宋整理地籍的办法。南宋初,经兵火之后,户籍散乱,富者兼并,田多无税;农民无田而有税,故多相率逃亡。为平均税负,增加财政收入,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奏请推行经界法:“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有奇,今按籍虽三十九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⑧宋高宗准奏,命李椿年在平江府设经界局按图核地,试行经界法;绍兴十四年以李椿年为户部侍郎,加以推广。其法:以乡为单位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等级,按照田地形状、四至、土壤、亩数及等级编造成册,一式三份,一留县,一送漕司,一送州,官府按此征税。由于豪强势家反对,至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中止。

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漳州知州朱熹,深知经界不正之害,奏言:“经界最为民间莫大之害,绍兴已推行处,公私两利;独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劳逸,而后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度量步亩,算计精确;画图造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县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今欲每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而合一州租税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文输米几何,钱几何,止于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后,却视元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仓库。版图一定,则民业有经矣。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固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设辞,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虑。”⑨朝廷大臣请于漳州推行。翌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朱嘉协力奉行,终因豪强地主的反对,前诏遂废除。

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 7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季镛奏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养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排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已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宁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深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⑩这一奏摺具体说明了推行经界法的困难及其应采取的措施。于是绍诸路漕,率先施行。但终南宋之世,经界法屡行屡罢,未能贯彻执行。

(三)漕运统计

宋代交通发达,全国基本上形成了水陆运输网,漕运统计也随之发展起来。北宋开国之初,岁运漕粟,未立定额,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始定汴河、黄河、惠民河与广济河四河运粮总数为550万石。梁方仲曾根据《宋会要辑稿》第144册《食货》46《水运》、《玉海》卷182《食货·漕运》、《文献通考》卷25《国用》3《漕运》及《宋史》卷175《食货上》3《漕运》,编制下表: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岁漕定额及治平二年漕运实数11

(公元981年及1065年)

北宋建都大梁(开封),故四漕河中,以汴河所运为最多。至道(公元995—997年)初年,汴河运米达580万石;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南六路漕运上供米额620万石。具宗景德四年(公元100 7年),又定汴河岁额600万石,真宗大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初年竟至700万石,据《宋会要辑稿》说,此为最高之数。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7年)闰五月戊申,诏自五年后,暂减江淮米50万石。其后,黄河岁漕益减耗,仅运菽3 0万石。至仁宗嘉祜四年(公元1059年)诏罢黄河运菽。从此,岁漕仅汴、惠民,广济三河而已。大约嘉祜(公元1056—1063年)中年之后,岁运总额仍以600万石为准,但每岁短欠不下六、七万石。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汴河等三河实运总数达676万2千石。然据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张方平所言,是时上供年额本分为:汴河600万石,广济河62万石,惠民河60万石;虽实运远不逮此,然与治平二年之数相差又多了。到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三河实运数只450万石,而欠折多至3 0余万石,其原因在于平时积逋以及沿途损耗颇多。

南宋以后,漕运初以平州府(苏州)为中心、凡两浙、两广、荆湖、福建各地漕运都集中于此;后来因建都临安(杭州),漕运中心随之转移到杭州。　 

(四)矿冶统计

矿冶史称“坑冶”(阬冶),唐代始有记录,宋代发展较快,在北宋工业中已占重要地位。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产量都超过唐代数倍。矿冶统计随之发展。各种矿产量数字缺乏统计,但可根据征课与实际产量的比例进行推算。现据《文献通考》与《宋史》统计资料,对唐、宋各种矿产的岁课额12比较如下(见下页)。

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则可推算宋神宗元丰元年各矿的实际产量:金53 550两,银1 076 925两,铜73 029 845斤,铁27 505 485斤,铅45 986 675斤,锡11 606 990斤,水银16 780斤,朱砂18 235斤。

南宋矿冶兴废不常,岁课收入多寡不同。现以绍兴三十二年

(公元1162年)金、银、铜、铁、铅、锡矿冶的兴废统计数字;及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铸钱司统计的岁课收入比较如下:

宋代矿冶统计,对各种主要矿产的产地、坑冶数、废弃数和岁课额等均有统计,可以反映当时的冶炼规模。虽然缺乏产量数字,但可根据当时的税率估算,以观察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五)物价统计

我国古代的物价统计,一般属于商品价格统计、商品比价或折合价统计,史书记载零散,缺乏完整、系统的统计。宋代物价统计较为丰富。　 

1.商品价格统计。宋代的商品价格统计比较详细,现列举如下:

米价:熙宁(1068—1077)以前一般为每石六、七百文,徽宗时期(1101—1125)每石米就高达二贯、三贯,甚至四贯了;南宋绍兴(1131—1160)初年,米涨至五、六贯一石,随后开始下降,保持在一贯左右;孝宗时期(1163—1189)又上升到每石二贯至二贯半左右。

绢价:在徽宗元符前(公元1100年以前),每匹约为一贯左右;大观(1107—1110)到绍兴(1131一1160)初年每匹二贯;绍兴至乾道时期(1165—1173),每匹为一至四贯。

布价:真宗时期(998—1022)每匹约为150—300文;仁宗时期(1023—1063)每匹约3 00文;神宗时期(1068—1085)每匹约400—450文。南宋时期(1127—1279)为500文,甚至高达1—2贯。

丝、绵价:绢每匹850文,紬每匹700文,丝每两65文,绵每两3 5文。

盐价:一般保持在每斤50—70文之间。也有些地区低于50文,或高达100—300文。

茶价:北宋时期(960—1126)平均茶价约为六、七十文一斤。

草价:宋初8文一束,后涨到20—30文左右;南宋时约50一100文以上一束。

铁价;北宋时一般为25—30文一斤。

金价:太宗(976-997)时每两5贯;真宗(998—1022)、哲宗(1086—1100)、徽宗(1101—1125)时每两10贯;最后到宁宗(1195—1224)时竟高达每两40贯。

银价:真宗(998—1022)时每两200文;仁宗(1023—1063)时2贯;神宗(1069—1085)时1贯;徽宗(1101—1125)时1贯6—7百文;南宋时期(1127—1279)每两值2—3贯多。

铜价:每斤约250文。13

2.比价统计。比价为两种不同物品价格的比例关系。初见于贞观初年“绢一匹易米一斗。”14南宋时期每匹绢的价格约等于二石米的价格。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右司谏王缙说:“近睹指挥,许江浙人户预以米斛折纳来年紬绢,每匹二石,取其情愿,诚为公私之利。”15说明了当时绢米比价在赋税中的作用。

(六)军费统计

北宋大量养兵,“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募兵制度成为宋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军费开支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蔡襄(1012—1067)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任三司使(称计相,为最高财政长官)时,因其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所以对北宋的军费统计了如指掌。当年他写有《论兵十事疏》16,其中论《养兵之费》,具体细致地详列了军费统计资料:

“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收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五百四十一贯一百六十五文(内夏秋税只有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万六百三十一贯八百八文(南郊赏给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九百九十四万一千四十七贯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余)。

匹帛绢紬:

收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内税绢三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部赏给不在数内,绫绮锦绮不在数内)。

管军及军班兵士七百四十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有余)。

粮: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内税一千八百七万二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万二千七百八石。

管军及军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万二百二十三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万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万四百六十九束。

管军及军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万四百六十四束(八分)

夏秋税所纳:

钱:四百九十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一贯。

匹帛:二百七十六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斗:一千八百七万三千九十四石。

以上三件,更有折变(将原征财物改征其他财物)在内,其余所缺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农民以绢折钱缴纳)并课利、折科、诸殷博买应付得足。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蔡襄统计的军费(养兵费用)在北宋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十之六、七,与其所奏《国论要目十二篇》中的《强兵篇》所设的比重不同“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17这个差异殊令人费解。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王铚在其修撰的《枢庭备检》中说:“盖常率计天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资一散卒矣。”王铚所说的“一岁之入”,是指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养兵之费“常什八”,即军费开支占三司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可见北宋募兵制度确是北宋王朝积贫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七)统计资料汇编——《会计录》

宋代《会计录》是继唐代《国计簿》之后的会统资料汇编。因统计对会统资料起综合汇总的作用,故基本上是统计资料汇编。

1.编制《会计录》的意义与作用。两宋始终以“量入为出”为财政原则,编制《会计录》的主要目的,即在于系统汇编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分析对比财经问题,以达到理财制用的目的。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会计录》成书时,殿中侍御史张绚说:“周制国用之法,在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汉祖定天下之本,在于得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是知国之财用,必得节制之法,节财之要,必资会计之书。所以察其登耗,量其多寡,参酌损益,因时制宜,故用度有常,而民力不困也。国家景德、皇祐皆有会计录,至治平、熙宁间亦有此书。其后,苏辙又仿其法作元祜会计录,虽书未及上,其大略亦可观。皆所以总括巨细,网罗出纳。凡天下赋入,与官吏养兵之数,章条各立,支费有限,谨视其书,上下遵导,此作会计录之本意也。”18张绚论述了编制《会计录》的意义与作用,特别强调了“节财之要,必资会计之书”,即管理财政经济,必须以统计资料为依据,参酌同异,因时制宜。

2.宋朝编制的《会计录》。根据《宋会要》、《玉海》、《宋史》等史书记载,宋朝编制的《会计录》有:(1)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三司使丁谓著《景德会计录》六卷;(2)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三司使林特上《祥符会计录》三十卷,(3)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三司上《庆历会计录》二卷;(4)皇祜二年(公元1050年),三司使田况撰《皇祜会计录》六卷;(5)治平四年(公元106 7年),三司使韩绛和蔡襄著《治平会计录》六卷;(6)元祜三年(公元1088年),户部尚书李常、苏辙等主编《元祜会计录》三十卷;(7)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两浙转运使程昌弼编《宣和两浙会计总录》;(8)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和三十年(公元1160年),均编有《绍兴会计录》;(9)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至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间,撰有《乾道会计录》;(10)绍熙年间(公元1190一1194年),编有《绍熙会计录》;(11)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编有《庆元会计录》;(12)端平年间(公元1234—1236),编有《端平会计录》;等等。

3.宋朝《会计录》的基本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统计资料,一是统计分析。在统计资料中,包括户籍、计帐方面的统计资料,以及当年财政收支的实际数额。岁收类包括:(1)农业税收,(2)商税,(3)盐、茶、酒、矾专卖收入,(4)契税、牙税及杂税,(5)徭役。支出类包括:(1)军费,(2)政费,(3)皇室费用,(4)其他支出。在统计分析方面,采用了本期收、支对比,与前期对比,比例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例如,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殿中侍御使姚愈奏请编《庆元会计录》时说:“臣尝因中都官吏俸禄与夫兵廪支费,求其所以会计之说。熙宁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末用二百二十万。渡江之初,虽连年用兵,月支犹不过八十万,比年以来,月支不下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版曹财计,名额至繁,散给诸军百司,每月照数以支破,循习旧例,未尝有所考核,岁月既久,岂无名存实亡、循例虚破之数乎?此在内财赋,不可不为之会计也。”19

宋代《会计录》,编制之多,分类之系统,内容的充实,分析的深度,均较唐代的《国计簿》为优,故在中国统计史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

四、宋代的统计方法

(一)赋税计量单位的规定

宋代为加强赋税统计,对各项赋税收入的计量单位均有具体规定,作为统一的计量标准。宋太祖建国之初,即已关注这一问题。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下诏规定:“令诸州受租籍不得称分、毫、合、龠、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令钱成钱。紬不满半疋、绢不满一疋者、许计丈尺输直,无得三户、五户聚合成疋,送纳烦扰”。20宋代对于岁赋的计量单位均有具体的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贯)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全部赋税收入总额,仍沿用唐制采用混合计量单位。例如,现据《文献通考·田赋》,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 7年)夏、秋二税现催额统计资料列表如下:

北宋熙宁十年夏、秋二税现催额

由于总额采用混合计量单位,没有换算为统一的货币单位,使不同使用价值的税物,硬行相加,毫无意义。所以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和监督宋朝的赋税收入,并达到分析问题和加强经济管理的要求。

(二)上计制度的改进

宋代上计制度编制的统计报告,计有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并有所改进。《宋史·食货志·会计》:宋太祖建国初年,即要求“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簿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因此,月报、季报、半年报一般授权地方主管和中央财计部门复核审查。皇帝则主要通过阅览统计年报掌握国家财计状况,并赏惩官吏,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年终皇帝亲临受计的做法。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岂可废乎?”于是命令“三司自今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籍以闻。”21从此,皇帝阅览年报,决定奖惩,便成为宋代上计的固有形式。当时统计报告采取逐级汇总上报的程序,今以“丁帐”为例,《宋会要辑稿》:“比部员外郎薛薇言:‘欲重明饬有司稽考州县丁帐,核正文籍死亡生长以时书落,岁终,县以丁之数上州,州以县之数上漕,漕以州之数上户部,户部合天下之数上之朝廷。”

南宋偏安江左,高宗时上计制度基本中止。到了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正月十八日下诏重申上计制度:“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朕以为可行,于今令侍从台谏参考古制进呈。”22于是孙大雅仿照汉时上计簿的格式,编出本州统计报告的样板,报皇帝审阅批准,恢复了上计制度。其做法,在两汉及北宋做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由户部统一汇总全国各地的上计资料,按照规定的项目编造上计簿,在翌年正月呈报中央,经宰相指派专人审核后,再呈皇帝批阅。23

(三)统计分组法的发展

宋代统计分组发展的标志有二:一是分类法的创始,二是次数分布表的创始。

1.分类法的创始。用品质标志进行复杂的分组,在统计分组上称为分类法。宋朝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财政规模不断扩大,赋税包括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于是在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创始了赋税分类目录。即把赋税分为谷、帛、金铁和物产四大类;再在各大类中分若干小类;最后在各小类中再细为若干品目。现据《文献通考·田赋考》罗列如下:

(1)谷:谷之品七:一曰粟(包括粟、小粟、粱谷、兼、木粟、秫米、黄米七种),二曰稻(包括秔(粳)米、糯米、水谷、旱稻四种),三曰麦(包括小麦、大麦、青稞麦、广麦、青麦、白麦、荞麦七种),四曰黍(包括黍、蜀黍、稻黍三种),五曰穄(包括穄、糜穄、秫穄三种),六曰菽(包括豌豆、大豆、小豆、绿豆、红豆、白豆、褐豆、青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荜豆、巢豆、杂豆十六种),七曰杂子(包括脂麻、木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菜子、茬子、草子九种)。

(2)帛(布帛丝绵):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

(3)金铁: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鑞(锡和铅的合金),四曰铜、铁钱。

(4)物产: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本指马、牛、羊、鸡、狗、猪,此处只包括马、羊、猪三种);二曰齿、草、翎毛(包括象牙、鹿皮、麂皮、牛皮、狨、鹅翎、杂翎七种);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莱(包括竹之品四:苒竹、箭竹、箬叶、芦废;木之品三:桑、桔、楮;麻之品五:青麻、白麻、黄麻、冬麻、苧麻;草之品五:紫苏、菱、紫草、红花、杂草;芻之品四:草、稻草、禳、菱草;五曰果、药、油(包括大油、桐油、鱼油三种)、纸(包括大灰纸、三钞低、芻纸、小纸、皮纸五种)、薪(包括木柴、蒿柴、草柴三种)、炭、漆、蜡。六曰杂物(包括白胶、香桐子、麻圭、版瓦、堵竺、瓷器、苕帚、麻翦、蓝淀、草荐十种)。

同时,对计量单位的位数也作了统一规定,所记“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记。”24

2.次数分布表的创始。在统计资料整理中,把原始资料按某一数量标志进行分组,并按一定顺序排列,同时列出各组的总体单位数的称为次数分布。它可以反映研究对象中所有单位在各组间的分组状态和分布特征。我国早在宋代,就已经在按数量标志分组的基础上创造了完整的次数分布表,在世界统计分组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据《文献通考》卷十四《征榷考》,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各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十万贯以上者十九;五万贯以上者三十;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共计三百十一处。以上还是以州为单位,可见当时商业繁盛的情况。现按次数分布表的格式自较低组向较高组排列,并在组距的写法中列出现代的一般写法予以比较:

宋熙宁十年以前各州商税征收额次数分布表

以上是以州为单位,计算各组的征收商税机构数;如以各州所设征收商税的场务为单位,则其场务由一处至数十处不等,最多的一州有三十八个场务,总计达一千八百四十九个场务,各场务商税征收额未单列,故不能编制次数分布表。

(四)秦九韶创正负开方术

秦九韶(1202—1261),南宋数学家,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省安岳)人。著有《数书九章》(1247年)十八卷。对“大衍求一术”(即现代整数论中的一次同余式解法)和“正负开方术”(数字高次方程的求正根法)等,都有深入的研究。

正负开方术,今称秦九韶程序。秦九韶对方程

元天历元年矿产岁课统计表

在《元史·食货志》中,尚列有矾课与硝硷课,本表从略。

四、元代的统计方法

(一)统计报告

至元年间(1264—1294),钱粮出纳部门定期(旬、月、季、半年、年)按统一规定的格式编报统计报告——钱粮文册。《至元新格》规定:“各设仓库照勘旧管、新收、已支、见在各项数目。每旬一次申复本管上司,每月一次备中宣慰司;每上、下半年开呈省府,仍仰各仓库每季依上,给附赤历申解上司印押”。其中,年报与季报较为重要。元政府依靠年报掌握全国全年钱粮收支情况,要求各行省岁度考核该省钱粮数字,所以说:“钱谷之计,其各处行省与岁须一检校。”户部规定格式,要求诸处按季上报:“诸钱粮等物,户部立式,其使诸处每季一报,到部委官检校;但有不应,随即追理。年终通行照算,务要实行。毋为文具,行省准上咨省。”在季报基础上编报的年报,是全国钱粮收支的总结算、总报告,故在《至元新格》中,特别强调年报的真实与正确,为此,要求对帐核实,并通过盘点,对照查核见在财物。

元代统计报告的格式,沿用宋代的“四柱式”,各项钱粮在统计报告中的排列,均按旧管、新收、已支(开除)、见在(实在)为序。对于非正项钱粮的财物,也要求按“四柱式“定期编报统计报告,以便全面考核国家财政收支状况。

(二)统计分组法的应用

1.民族分组。元朝政府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把全国人民按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我国西北地区各族及中亚、东欧来到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来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以及宋金对峙中四川地区的汉族);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灭亡后南方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

2.户等分组。元代的户等分组极为复杂:有依民户贫富而分的,分为上、中、下三等户,每等户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有依职业而分的,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医户、盐户、窑户、儒户、……等等。有依种族、宗教而分的,分为畏答儿、答夫莫、也里可温等。有依管辖机关而分的,分为投下户(属投下管辖的户)、亲管户(属元政府直接管辖的户)。有依其所纳贡赋不同而分的,分为姜户、藤户、葡卜户等。有依阶级身分而分的,分为驱户、佃户等。而每组之中往往又再分为数组;如民户又分为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四组;四组之中复分为小组,如丝银户、金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军户之中又可分为正军、贴军。上述种种户等,统称为“诸色户计”。其赋役负担的种类、轻重,多不相同。其复杂混乱的情况,实为我国历代所无。

3.土地分组。元代全国土地按所有制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组。官田是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北主要是金时屯田军遗留下的土地,南方则包括南宋的入官田、内府庄田和南宋末年掠夺民田而设置的公田。私田是蒙古贵族、各族地主、和一部分自耕农私人占有的土地。官田和私田除一部分由农奴性质的驱丁耕种外,绝大部分以租佃的方式出租给农民。

(三)经理法。元代土地陈报的方法即所谓“自实田”。南宋经界法废止后,元代经理法代之而起。《元史·食货一》认为此法利弊互见:“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甚焉者矣。”《新元史·食货志二田制》甚至认为“民田,则经理之法最为元之稗政。”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首相),奏请经理田粮。平章政事(副丞相)章闾(亦作张驴)说:“经理大事,世祖己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著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王公等)、寺院、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儿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在该年十月派官经理。命章闾等往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江南,经理各行省,括田增税。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

经理法的具体方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荡地),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检举)。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杖)一百七;(一百亩)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没收归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由于期限短猝,官吏贪刻,富民黠吏,狼狈为奸,经常发生以无为有、虚报瞒报的情况。于是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八月,江西赣州蔡五九起义称王,南方骚动,远近惊惧。御史台臣上奏说:“蔡五九之变,皆由你咱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户九百区,夷(平)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仁宗在第二年下诏免去三省自报的田租。同年,因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又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祜五年起,每亩只课其租的一半,汴梁路共减租二十二万余石。到了泰定(1324—1327)、天历(1328—1329)初年,又全部除去虚增的数字,百姓始获安定。延祜元年(公元1914年)经理的官、民荒熟田数经“核定”后,计清出隐匿的官、民田产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75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今取其数之可考者列后: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

五、元代的统计思想

(一)卢世荣的统计估算思想

卢世荣(?一1285年),原名懋,以字行,大名人,曾任江西榷茶运使,宰相。他的财政政策思想,颇类似管仲、桑弘羊与刘晏等人的思想。他把封建财政的重点放在增加经济收入方面。为了增加经济收入,首先就要增加酒专卖及盐引收入;于是他对达方面的收入进行了统计估算。据他估算:在京师一带实行酒专卖后每年可增加三百万锭白银收入。盐引约三百万引,每引价十五两白银,共得九十万锭。但市场盐引价格高达每引一百二十贯,即一百二十两,以一百万引常平盐按稍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可能收入一百余万锭,与原来引价十五两收入合计可得二百余万锭。盐利与酒专卖收入共五百余万锭。元代岁入无确实数字可查,约为三百万锭左右77。酒专卖与盐利两项收入估计即超过岁入总额二百余万锭。卢世荣秉政仅一百余日,未能收到实效,即遭监察御史陈天池的弹劾罢职,半年后被诛。

(二)马端临的人口统计思想

马端临(约1128—1322),宋末元初杰出的史学家。字贵与,江西乐平人。著有《文献通考》,专辟《户口考》,详细摘录历代户口统计,在必要时作对比分析,并搜罗有关户口言论,供后人参考。他还提出了一个较突出的人口统计思想。他认为人口的质量比较重要。如果单纯谈人口的数量,则“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他说:“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益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借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积以身为累矣。” 

马端临把古时人都看成是“才智之人”,后世的人则多是“窳惰之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他反对先奏以来的传统观点,而强调人口的质量,不主张以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则是很有意义的。

简短的结论

宋、辽、金、元时期,我国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时期的统计则处于发展不平衡的阶段。宋代统计继唐代之后,取得了新的全面发展;辽、金统计处于滞缓阶段;元代统计则又开始复苏。

在统计组织与法规方面:宋代除沿袭唐代外,曾设总计司,掌管全国统计核算,对统计簿帐或报告的记录与编造,均规定有严格的统计法规。辽代统计组织很不健全,附属于两种不同的统治机构之中。金代统计组织仿照唐制,设三省六部兼管全国综合统计;并设有三司,兼管全国的财经统计。元代统计组织“遵用汉法”,大体上沿袭宋代,中书省兼管全国统计工作,所辖六部兼管各部门的业务统计;统计法规的重点,放在丁税、地税与仓储统计方面。

在统计工作方面:宋代比较发展。人口统计把全国户口分为主户与客户;推行按军事编制的户籍制度——保甲制度;按人口及财产编造丁产簿。土地统计推行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规定税额;开始编造鱼鳞图册,为宋代土地统计的一项重要发展。漕运有岁漕定额及漕运实数等统计。矿冶统计较唐代有所发展,有坑冶数、废除数与岁课额等统计。物价统计较为详细,有商品价格、比价及折合价等统计。军费统计比较细致、具体。编有统计资料汇编——《会计录》,较唐代《国计簿》为优。辽代统计工作,史书很少记述,仅知曾“遣使阅诸道禾稼”;通括户口,均平赋役。金代主要是人口统计,如编报户口计帐;推行唐代坊村邻里户籍法;实行通检推排,调查民户财力,以定赋役。元代统计工作又开始复苏,但较宋代仍有不少差距。在人口统计方面,户籍实行三等九甲制;统计“诸色户计”;实行军、民异籍等;全国粮食岁入统计比较完整;仓储统计在隋、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他如交通统计与矿冶统计,均较前完备。

在统计方法方面:宋代统计方法一般比唐代有所发展。各项赋税的计量单位,均有具体规定;上计制度,采用逐级汇总上报的程序,编造月报、季报、半年报与年报;统计分组法有很大发展,一是分类法的创始,一是次数分布表的创始;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可用于计算平均发展速度(累计法);唐仲久的《帝王经世图谱》与杨甲的《六经图》,发展了中国统计图表的理论与方法:对比分析法、平均分析法与平衡分析法各有新的特点、创见与发展。金代统计分组法应用较为广泛。元代统计方法较金代有所进步;钱粮出纳部门按统一格式定期编报统计报告——钱粮文册;统计分组法主要用于民族、户等与土地等分组;采用经理法陈报土地,即所谓“自实田”。

在统计思想方面:宋代有郑樵的图谱思想,对现代统计图表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张敦实、刘贡的上计思想,标志着上计制度理论的新转变。元代卢世荣依据管仲的人口统计的估算思想,提出了酒专卖与盐利总收入的统计估算思想;马端临在人口统计方面,不以人口数量作为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很有创见。注释

①、③《宋史·食货志》。

②、④《宋史·职官志》。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第十一》。

⑥《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

⑦《宋史·郭谘传》。

⑧、⑨、⑩《宋史·食货志·食货上一农田》。

1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 3页。

12唐宣宗时岁课额见《文献通考·征榷考·坑冶》,宋神宗时岁课额见《宋史·食货下·坑冶》。

13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

14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15《宋会要·食货》。

16、17《忠惠公文集》卷十八。

18《玉海》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会计》·

19《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六》。

20、21《宋史·食货志·食货上·赋税》。

22《宋史·食货志·会计》。

23《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一》。

24《文献通考》卷四《田赋》。

25《宋史·食货志》。

26《宋会要辑稿·食货第五十六》。

27唐、宋时,政府统计把不同计量单位的田赋混合加总,并在其总计数后依次排列各自的单位。一般钱以贯计,谷以石计,帛以匹计,麻以斤计。这种总计是不科学的。

28“倍”见《墨子·经上》:“倍为二也。”“一倍于景德”即为景德的二倍,或比景德多一倍。作者注。

29《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引曾巩:《议经费》。

30、31《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引曾巩:《议经费》。

32《宋史·食货志·会计》。

33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刘晏掌南计》条。

34、35、36、37、38、39、40、41郑樵《通志·图谱略》。

42郑樵:《通志·年谱略》。

43本表实为八国,因周为天子,不包括在诸侯国内,故应有七国。

44、45、46《宋会要辑稿·食货第十一》。

47、48《辽史·食货志》。

49一62《金史·食货志》。

63、64《元史·食货志》。

65、66《沈刻元典章》户部卷之七《仓库》。

67、70《沈刻元典章》户部卷之七《支》。

68、69《元史》卷一○一。《兵志·站赤》。

71《沈刻元典章》户部卷之八《课程》。

72华山:《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史哲》1958年第2期。

73《元史志·经理》。

74《元史·食货一》。

75《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

76《文献通考·自序》。

77《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岁入为二百九十七万锭。

　  (莫曰达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