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统计

　　一、商代的社会经济

　　商代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代从汤开始到纣灭亡，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共经历六百余年。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当时商朝是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大国，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对我国和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商朝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或阶级结构已趋成熟。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最高首领，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下设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贵族担任各种官职。设军队、置监狱，制刑法，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

　　商代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被各级奴隶主控制，并被分成许多方块，大批奴隶被迫在田野耕作。农作物有黍、小麦、水稻等。商代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六畜已普遍饲养。商代的手工业分许多部门，青铜铸造是主要部门。制陶、骨器、玉雕、纺织等手工业也有相当水平。商代后期占卜时，刻字在龟甲兽骨上，这种甲骨文亦称“卜辞”，又因在1889年在殷墟首次发现，故又称“殷墟文字”。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汉字，为研究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商朝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是夏朝历法的发展。有了历法，便于适时耕种、收获，安排农业生产。

　　历代商王都不断加紧对人民及方国、部落的搜刮，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

　　二、商代的统计

　　（一）商代的统计组织

　　商代由于奴隶社会的发展，国家机构的完整，以及甲骨文的应用，开始建立了附属于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并形成了政府统计的萌芽。《礼记·典礼》记有下列四项制度：“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司六材。”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解，上列四项均系殷商制度。郑玄还在“天子建天官先六大”这条的注解说：“此盖殷时制也。周则大宰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属焉。”说明了殷商“六大”与西周“六卿”的继承关系，西周六卿的官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明代胡广等人反对郑玄的注解，他们说；“以上四条，旧说皆为殷制，其实无所考证，皆臆说耳。”⑦他们不知道郑玄的根据是什么就妄加议论，是不可取的。商代既设有上述四项制度，必有相应的官吏掌管，他们对于所掌管的事物必然要有所统计。所以我们认为商朝政府已建立统计组织，并有适当的分工，进行简单的统计工作。但应指出，当时的统计组织，还附属于商朝的官僚机构，缺乏统一的组织与制度，还处于萌芽状态。

　　（二）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是在殷墟——商代后期的都域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出土的以甲骨文刻写的书契。这些甲骨文都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刻写的卜辞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近人罗振玉编有《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收录自藏及别家所藏甲骨拓片，1913年初版，收二千二百二十九片，1932年修订再版。《殷墟书契后编》二卷，收自藏及别家所藏甲骨一千一百零四片，1916年出版。《殷墟书契续编》六卷，收别家所藏甲骨二千零十六片，1933年出版。《殷墟书契菁华》一卷，收自藏甲骨最大及细字六十八片，1914年出版。均为研究殷墟书契的资料书。

　　在殷墟书契中，甲骨文记载了很多的商代统计史实。当时统计应用的范围已很广泛。在人口、军事、田猎、祭祀等方面，都有了统计数字。其特点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名称与计算的数字相结合，并记有简单的情况。例如，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掠夺奴隶、征服异族，镇压属领，经常发动战争，因此有登人统计：“登帚好（族名）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

　　（三）商代的统计工作

　　商代已产生了政府统计的萌芽。在殷墟书契中有商代的若干统计资料，说明当时在军事、祭祀、田猎等方面，已较广泛地进行了统计工作：

　　1．军事统计。商代对外发生战争时，即呼登人⑧出战。登人三千、五千去作战是常见的。登人一万以上就很少见。武丁时代（约公元前1238－1180年）伐羌的卜辞中，载有上述“登帚好三千登旅一万，呼伐羌。”即征兵一万三千名去讨伐羌方。又据近人考证，武丁二十九年秋，商人与土方、函方同时作战，三十八天之内，登人之命七下，总人数达二万三千人。这样片断的统计资料，不仅有统计数字，而且有简单情况，并可说明商代已有人口调查统计的表册。

　　2．祭祀统计。商代祭祀，有以奴隶作为祭品的，有以牲畜作为祭品的。以奴隶作祭品，少者一人，多者百人，甚至有超过二千人的。在小屯商王的宗庙地区，曾发现被用作祭品供奉已死的奴隶主的奴隶竟达九百八十六人。⑨以牲畜为祭品，一般用牛、羊、豕（猪）、犬为祭品。《殷墟书契前编》卷三第二十三页第六片原文及译文（见图一），记有下列统计资料：五十犬，五十羊，五十猪；三十犬，三十羊，三十猪；二十犬，二十羊，二十猪；十五犬，十五羊，十五猪。它是历次祭祀用牲的统计资料。它已经按祭祀用牲的种类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组，并分别说明了每次各组用牲的头数。

　　3．田猎统计。商代关于田猎的次数，获猎的种类和头数等都有记载。例如，“丙戊卜丁亥王阱鹿，毕。允毕三百又四十八”。⑩“毕八虎，允毕获鹿八十八，马一，豕卅又二。”11“壬申卜贞王田鸡，往来无灾，王稽，日吉。获狐十三。”12“王往于田，从歇京，允获麋二，雉十一。”13

　　商代的政府统计，一般是对某次战争、某次祭祀、某次田猎等进行统计。所以商代的政府统计还处于萌芽状态。

　　西周的统计

　　一、西周的社会经济

　　周武王灭商后，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史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其各项制度，对于后世有着肇始发端的作用。它既是奴隶制高度发展的王朝，又是封建社会诞生的前夜。西周初，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以加强王室的统治。并推行宗法制，作为维护奴隶主贵族和奴役平民的统治工具。西周的国家机构和权力，比商代更加完整和加强，形成一整套官僚组织，在周王以下，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统称六卿。西周的井田制，在商代的基础上普遍施行并有所发展。西周的井田有一定的田亩面积，井田上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和道路系统。周王把这些方块田及奴隶分给大小奴隶主贵族世代享用。西周的农业相当发达，后世主要的农作物大部分都有了。农业工具主要是石器、木器、骨器、蚌器等，也有少量的青铜器。当时人们已注意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西周的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西周的手工业，以青铜冶铸业为主，陶器大大超过商代。此外，漆器、玉器、牙骨雕刻和纺织等手工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朝政混乱，诸侯叛离，申侯等联合犬戎，入攻西周，杀死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

　　二、西周的统计组织

　　西周时期，参照商代官职，在周王以下设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卿，为执政大臣，对国家行政事务各负专责，并办理各部门统计工作，既有分工，也有联系，基本上形成了分散的统计组织

　　据《周礼》的记载，六卿的统计职责如下：

　　（一）天官冢宰（即太宰）。冢宰原为商代六大之一。为六卿之首，主管全国的财经统计。他的职责是：“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其下属有司会与司书等。司会为计官之长，负责全国的人口、土地及财政统计，并负责考核日成、月要与岁会等统计报告，上报国王和冢宰。司书为计官之副，负责户籍、版图、财物等统计工作，每三年将汇总资料上报冢宰

　　（二）地官司徒：原商代五官之一。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其主管官员为大司徒和小司徒。大司徒负责“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小司徒负责赋税、六畜、车辇、财产等统计，年终则“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以佐国王安抚邦国。

　　（三）春官大宗伯：原商代六大之一——大宗，西周改称“大宗伯”。掌管宗庙祭祀等礼仪。其下属有“大胥”掌学士之版。

　　（四）夏官大司马。原商代五官之一——司马。掌管军政与军赋。其属官有司士，职方氏等。“司士掌群臣之版，……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图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庶子之数。”负责这方面的统计。职方氏负责天下版图、少数民族的人口、财产等统计。

　　（五）秋官司寇。原商代五官之一。掌管刑狱与人口统计。每年初冬上报国王全国户口数，每三年大比，再隆重申报一次。其下属有小司寇与司民。小司寇负责“登民数”，以制国用；司民归小司寇所管，负责经常的人口统计：“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

　　（六）冬官司空。原商代五官之一。这一部分虽已早佚，但春秋战国时仍沿置司空官职，掌管工程，可知其在西周掌管工程方面的统计。

　　地方则按乡遂组织，定期汇总上报各项统计数字。

　　综上所述、西周已形成了一种分散的统计组织，为西周的基本国情、国力提供了统计数字。其统计范围，主要涉及人口、民族、土地、粮食、六畜、赋税等方面。其统计指标，既能提供一般的总量指标，又能提供分组指标。其统计报告，既有日报（日成）、月报（月要），又有年报（岁会）。其统计工作，既有分工，也有综合。例如，在人口统计方面，春官掌学士之版，夏官掌群臣之版，地官掌万民之版，最后由天官综合汇总。

　　三、西周的统计工作

　　（一）职方氏的国势调查

　　职方氏为西周官名，隶属于夏官大司马。他的职责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貂、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14《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还列有九州的国势调查资料。公元120年，南宋唐仲久在其所著《帝王经世图谱》一书中，根据《职方氏》对九州记述的资料用表格编制《职方九州谱》15，可以作为我国古代统计表的典型。原谱系竖排，现横排如下：

职方九州谱

　　（注）四扰：马、牛、羊、豕；五扰：马、牛、羊、豕、犬；六扰：马、牛、羊、鸡、犬、豕；三种：黍、稷、稻；四种：黍、稷、稻、麦；五种：黍、稷、菽、稻、麦。

　　关于九州的说法，《禹贡》与《职方氏》不同。《职方氏》有幽州、并州，而无徐州、梁州。

　　《职方氏》的特点有二：其一，与《禹贡》同属国势学派统计学的范畴，并为其先驱；其二，在世界上首先按最小公约数的原理计算了性比例，如当时全国的男女性比例为20：22。

　　（二）乡遂的统计工作

　　乡、遂为西周的地方行政组织。将王国的土地以郊门（去王畿百里）为世界，分为两大区域。郊内为乡，郊外为遂。郊内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郊外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各乡遂分别规定专人管理统计工作，按时登记人口、牲畜、车辇等，还对人口按性别、老幼、贵贱等进行分组统计。三年大比时逐级汇总上报。《周礼·地官》：小司徒“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县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之比要。所以，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及其六畜、车辇，辨其老幼废疾，与其施舍者。”遂大夫则“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

　　乡遂各级统计报告的程序：据《周官精义·司书》法：“御案曰：民之财也、器也、械也、田野夫家、六畜也，最为琐细难知，而司书知之者，六乡由族师登之，以上于乡师（主六乡），六遂则由酂长登之以上于遂师（遂人之佐）……而小司徒总之，三岁大计，则地官悉以其数移于天官，故司书据而知之也。”

　　（三）周宣王料民

　　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与姜戎战于千亩，大败。为了补充兵力，乃进行料民——人口调查。《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因西周制度，民数由司民经常掌握，不进行一次性调查，为恐激起民变，仲山甫进谏说：“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即司民掌握民数，并将孤者、死者登记在户籍上。但“宣王不听，卒料民。”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人口调查。

　　四、西周的统计方法

　　（一）统计报告

　　西周统计和会计没有明确划分，因统计有组织、综合作用，故可称其报告为统计报告。当时计有年报、月报和日报三种，由天官冢宰及其属官小宰、宰夫、司会、司书负责办理。

　　冢宰：“年终则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16即每到年终，百官都要编制统计年报，冢宰则接受之；并向国王呈报。每三年总计一次，凭以判断官吏的治迹，由国王予以赏罚。

　　小宰：是冢宰的属官，他的统计职责是“月终，则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赞冢宰受岁会；岁终，则会群吏致事。”17即小宰在每月终，要按官府的次序接受群吏的统计月报，并襄助冢宰接受统计年报；在年终则命令所属各官府编制年报，将年报上报给主管机构。

　　宰夫：较小宰低一级。他的统计职责是“掌百官府之征令，辨其八职：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岁计）；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月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日计）；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数……”18即宰夫八职之中有四职与统计报表有关。即“正”：管理年报，“师”：管理月报；“司”：管理日报；“旅”：掌管数字，进行计算，检查差错。宰夫的统计职责还有：“岁终则会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成。治不以时举者。”19宰夫是辅佐冢宰、小宰的官吏，所以统计年报（岁会）、月报（月要）与日报（日成）三种报告，宰夫都要命令所属官府及时编制，按时上报。岁会则报送冢宰，月要则报送小宰，日报则由宰夫接受，并根据日报而考察群吏的治迹。编制上报有违时限的，则要受到惩罚。

　　同时，统计报告还要交司会考核，“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20并以“岁会以统月报，月要以统日成。”21即司会与司书用交互参考的方法考核每日的总计；用月要考核每月的总计；用岁会考核年终的总计。司会考核日成、月要、岁会之后将结果上报国王和冢宰，对官吏的功过予以赏罚。

　　（二）分组法的应用

　　西周在人口统计方面，除了周知其数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统计分组。例如，“辨其国中与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22“以稽国中及四邻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弱、废疾，以时入其数。”23

　　（三）平均数的应用

　　西周即已应用了平均数。《礼记·王制》：“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这是平均数在我国财政上的最早应用。所谓“三十年之通”，即三十年收成的通常数或代表数，也就是平均数。可见我国早在西周即已根据国家三十年收成的统计平均数作为定额，规定国家支出，以执行“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原则。

　　五、西周的统计思想

　　（一）《周易》的统计分组思想

　　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周易》即已提出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24的分类（组）思想，并且说：“观其所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知矣。”25

　　王弼的注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孔颍达的正义说：“……凡物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得聚。故观其所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周易》还提出了“君子以类族辨物”26的原则。王弼的注说：“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孔颍达的正义说：“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各自相同不间杂也。”

　　上述《周易》与王弼和孔颍达的注疏所阐述的关于分类（组）思想，体现了现代统计分组法的基本思想。

　　第一，同类（组）的事物经常聚集在一起。

　　第二，它们的聚集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情同气合（同质）的基础上结合为同一的类别或群体。

　　第三，在分类（组）的基础上观察这些同类（质）的类别或群体，就可以认识天下万物的本质特征。

　　第四，按不同的类别或族别（分组）分辨事物，不要混淆了它们的质量差别。

　　根据以上四点，可见我国很早就已产生了统计分组的基本思想，在世界统计史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二）《周易》的平均数思想

　　早在三千年前，我国《周易》即已产生了平均数的思想。《周易》“谦”卦说：“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王弼的注说：“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随物而与，施不失平也。孔颍达的正义说：“称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宋代朱熹的注说：“裒多益寡，所以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增卑，以趣于平，亦谦之意也。”

　　概括《周易》谦卦以及王弼、孔颖达与朱熹等人的注解，可见“裒”指减少，“益”指增益。“裒多益寡”就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各个单位的数量减有余而补不足；“称物平施”就是指衡量事物要均等。　 

　　上述思想，为统计平均数的概念与作用奠定了基础：

　　第一，统计平均数就是对研究对象的某数量标志的变量减有余而补不足所求得的一般水平；

　  第二，计算统计平均数的作用，在于衡量事物要均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一前476年）：它是我国奴隶制瓦解的阶段。这一时期，周王权力衰微，大国中原争霸。当时著名的霸主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都企图取周王的地位而代之。这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其标志是：使用铁器，用牛耕田，举办水利灌溉事业，出现垦荒高潮。由于私田大量涌现，井田制趋向全面瓦解。随着井田制的破坏，一些贵族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逃亡的奴隶耕种，对他们进行剥削。于是便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和依附性很强的农民。同时“工商食官”的格局也被打破，在官营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者；私商在各国纷纷出现。独立手工业者和私商的出现，也反映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侧面。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私人讲学的风气日益发展。

　　（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到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有七个：齐、楚、燕、韩、赵、魏、秦，称为“战国七雄”。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地主经济，加强封建统治，各国先后实行了封建的社会改革，即“变法”。在各国变法中，魏国变法最早，商鞅变法最彻底。各国通过变法，确立了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战国时期，社会生产获得进一步发展。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牛耕进一步推广。农民们已经知道识别土壤、施肥、深耕细作，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各国兴办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在秦国开凿了都江堰、郑国渠等。各国都出现了冶铁业中心，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商业城市。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特点是“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政治态度。最后，秦统一了全中国。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组织与法规

　　（一）统计组织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奴隶社会制度解体、封建社会制度初立的历史时期。各国之间，不断征伐，官僚机构的设置，很难形成一定之规，附属于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也很难完全统一。

　　春秋各国职官在名称上基本沿袭西周旧名，其职责也大抵相同。由于大国争霸，诸侯混战，主管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具体事务的职官日益显赫；所以各国中央政府机构一般都设有司徒、司空、司马、司寇等官，直属国君管辖。其职责范围：司徒掌民事，司空掌财政，司马掌军事，司寇掌司法。此四官各有官署，各有属官，兼管有关的统计工作。在这四官之上。还有一个作为国君辅弼的总领国家大政的官员，其称谓在各国并不相同，齐称“相”，晋称“中军元帅”，郑称“当国”，楚称“令尹”。此外，还有管理籍田的甸人，管理百工技艺的工正，管理山林川泽的虞人，负责书记文籍册命的太史，兼管各有关统计工作。地方政府机构基本上沿袭了西周的国野制，以后逐渐出现了“县”这一地方机构，县以下设有乡师、司马、司寇，与中央的司马、司寇相对应，其统计职责大致相同。以后又出现了“郡”，但县、郡间及与中央间的统属关系尚未明确。

　　战国时，各国中央政府机构都设有“相”，只是称谓不同，其权限比春秋时更为明确。《荀子·王霸篇》：“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以下的中央行政长官一般仍沿用春秋旧称，如司徒、司空、司寇等，其统计职责也基本相同。各国的地方政府机构与官吏的设置，同各国采用的中央官制相适应，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郡县才真正成为统属中央的地方政府机构。各国普遍建立起县级地方机构、长官称县令，又设县丞掌经济和司法，县尉掌县内军务，为县令的副手；其他官员还有县司马、司空等属官，各自分管一定的事务，并兼管有关的统计工作。

　　（二）《法经》的统计法规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他“集诸国刑典”，著《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用以维护封建秩序，为后世封建王朝的法典所继承。这本书现已失传， 其内容散见于《汉书·食货志》、《晋书·刑法志》等书清代黄奭辑得佚文六篇，以《子史钩沈·逸书考》编入《汉学堂丛书》中。《法经》中有许多涉及统计法规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1．涉及统计簿书的统计法规：（1）“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卷又加一等。”官文书中包括统计簿书，并为其重要的一种。（2）“诸主守官物而止失簿书，致数有乖错者，计其错数，以主守不觉盗论。”（3）“诸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欺妄以求财赏及避没入备偿者，准盗论。赃轻者，以诈为官文书法。”即凡伪造文书（包括统计簿书）、增减数字，诈骗财务的，重者按盗论罪，轻者按伪造官文书论罪。

　　2．涉及报告不实的统计法规：（1）诸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徒二年”；（2）“其事关由所司承以奏闻而不实者，罪亦如之；未奏者各减一等”。

　　3．涉及度量衡的统计法规：（1）“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2）“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减者，计所增减准盗论。”“即用斛、斗、秤、度出入官物而不平，令有增减者，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其在市用斛、斗、秤、度虽平，而不经官司印者，笞四十。”即如果更改、私制、使用度量衡器不公平，影响财物数量比实际有所增减，就要根据其情节轻重予以惩处。这样严格管理度量衡器，即可使计量单位标准化，有利于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工作

　　（一）书社制度

　　春秋时期，齐、鲁、卫、 越、 楚等国先后采用了书社制度——户籍制度，以二十五家为一社，因书其社之户口于籍，故称书社。

　　《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1年）》：“书社五百”。晋朝杜预注：“二十五家为一社，籍书而致之。”《荀子·仲尼篇》：“与之书社三百”。 唐朝杨倞注：“书社， 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

　　春秋时期，这种书社的户籍编制已经相当普遍。各国往往以书社若干赠与他国或赏赐臣下。

　　（二）人口、土地调查

　　1．齐国的人口、土地调查。齐桓公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在采取“相地而衰征”的征税制的同时，实行制国、制鄙和“正户籍”等制度。“相地而衰征”即“案田而税”，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的高低征收数量不等的租税。制国、制鄙，即改西周的乡遂法为轨里连乡制：国都（域郊地区）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野鄙（城郊以外）以六轨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制国为二十一乡，制鄙为五属。对士农工商分别设官管理。即把过去的社会基层组织的邑、里正式编制为地方行政区域。“正户籍”的办法，据《荀子·国蓄篇》记载，就是不管房舍、六畜、田亩、人口、户数都列入户籍清册。这种户籍的编制，后来在郑国和秦国则具体为什伍组织的制度。

　　2．楚国的人口、土地调查。共王二年（公元前589年），实行“大户”，即清查户口，在清查中还区分负债、鳏老、贫民及罪民户。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即把全国土地分别加以测量，定出产量标准数，根据土地的收入制定应赋的车马、兵卒、甲盾等的数目，书写成册上报。

　　3．其他。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即对土地调查后，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又“用田赋”，调查占有田亩数及收入，据以收赋。郑国在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实行“庐井有伍”，把井田作庐舍的私田，每五家编一伍，制户籍。

　　战国时期，齐、楚两国的人口与土地调查不详。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方法

　　（一）上计制度

　　“计”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计，会也，算也，从言从十。”直言曰“言”，“十者总成数”。自西周以来，“计”指包括统计与会计在内的经济计算。西周的司会“主天下大计”，即主管天下的经济计算；而在经济计算中，统计计算起组织与综合作用，所以当时的经济计算基本上是一种统计计算。战国时期的上计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统计报告制度。

　　战国时期，韩、赵、魏、秦等国均已推行了上计制度。郡县长官在每年年终时，将该郡县下一年度的民户、垦地和税收等预算统计写在木券上，送呈国君。木券分左券、右券两部分，国君保留右券，将左券发还郡县。等到下一年度终了时，国君根据右券，考核郡县上报的预算执行情况，决定升降赏罚。例如，魏国“李克（即李悝）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27西门豹在魏国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28

　　（二）类型分组

　　春秋时期的管仲，曾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把被统治的百姓按照他们的职业这一标志分为四个社会集团——士、农、工、商。这是我国最早的类型分组。士虽为四民之一，但属于统治、领导阶级，一般享受优免赋役的特殊待遇。此后两千年来，在旧中国一直成为被统治集团的典型分类。

　　春秋时期的所谓“士”的原意，系专指一些文武兼备、尤擅拳勇的人；到战国时期，才有不善拳勇的专门文士出现。而管仲所谓“士”，是较倾向于考虑他们作为武士的功能，所以，他认为的“士”，一般是平时在自己的家中，而在紧急时期须立即拿起武器充当兵士的人。29

　　（三）孙武对晋国六卿衰亡的统计分析

　　1972年在山东临沂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孙武（即孙子）的《吴问》等著作。孙武在《吴问》篇中，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统计资料，对晋国六卿的兴衰进行了具体的统计分析。原文如下：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即六卿）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冤（音yuan，面积单位），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按伍收税），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制田，以九十步为冤，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范、中行氏次（智氏继范、中行氏之后而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冤，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氏次（韩、魏继智氏之后而亡）。赵氏制田，以百二十步为冤，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俭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晋国统一于赵氏）。

　　孙武的统计分析，首先抓住了田亩制和租税制这两个主要矛盾，并结合六卿的政治、军事进行了具体分析。设一矢“治田百亩”，因五卿的田亩制不同，但均按伍收税，则田亩制面积越小，田亩数即越多，缴纳的租税也越多，养兵设官也越多，农民负担也越重，农业生产越上不去。而五卿之家却越富，主骄臣奢，政治越腐败，战争越频繁，必将导致灭亡。其灭亡的先后顺序，即按其矛盾的大小为序：先是范、中行氏，次是智氏，再次是韩、魏。赵氏与上述五卿相反，田亩制最大，养兵设官最少，又不征田赋，农民负担最轻，农业生产发达。赵氏主家却最穷，主俭臣廉，政治清明，终于统一了晋国。

　　（四）韩非的参伍分析法

　　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战国末期的政治思想家，著有《韩非子》，现存五十五篇。他受管仲和商鞅的统计思想的影响，强调用参伍分析法进行分析验证。他主张立“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30要“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31

　　韩非的参伍分析法，就是参照多方面的事实。予以交互参合，配伍比较，分析研究，以验证其实效，并发现问题。在《韩非子·五蠹》篇中，他对人口变动问题参照财货多少的情况进行参伍分析：“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夫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五、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和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变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统计思想也空前活跃，对后来中国统计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管仲的统计思想

　　管仲（?一公元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少年时经商，公元前685年开始辅佐齐桓公，被任命为卿，尊称“仲父”。以“尊王攘夷”号召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有《管子》八十六篇，现存七十六篇传世。虽然多系后人托名于他的著作，但仍能反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并且在不少的篇章中还反映了他的统计思想与实践。

　　1．审数、计数、轨数的重要性。

　　管仲重视调查统计，强调掌握基本国情国力的数量方面的重要性。在《管子·幼官篇》中，他主张治国要“明法审数”，即要明晓法律，审查数字。在《管子·七法篇》中，他对“法”的解释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器具）量也，谓之法。”尹知章注解说：“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为法。”可见管仲所说的法是指度量衡的法规而言；具体来说，即尺寸要有定制，绳墨要有定规，规矩要有准则，衡石要有标准，斗斛要有定量，角量要有容积，这十二件事是立政者用作度量衡法规的标准的，从而强调既要明晓法规，又要详审数字，如依法规治国，则“举而置之无不行”；32不依法规治国，就要象“左书而右息之”，即“左手为书，右手从而止之，则无时成书矣。”33即永远办不成国家大事。

　　他认为“明法”不是目的，还要在“明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计数，了解国情国力的基本情况，以便决定国策，治国安民。为此，他提出了计数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他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34（尹知章注：凡此十二事必计之以知其数也）。他又说：“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35从而阐述了治理国家大事要想成功，必须掌握反映国情国力的基本数据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国家的一切事物都有轨道，而“轨守其数”，因此要按其轨数办事。据《管子·山国篇》的记载，齐桓公曾问他：“请问官国轨”，即管理国轨（指封建国家的经济立法或轨制）之道，他回答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这就是说，国家的轨道（轨制）包括：田地、人口、国用、人事、货币、乡、县、国家等方面。这些方面的轨道都可以通过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来反映，而通过数据所反映的轨道即称为轨数。不掌握轨数－不掌握一国、一县、一乡的“田若干”、“人若干”等这些基本数字，就不能治理国家。

　　2．系统、周密的国情调查提纲。为了按照国轨治理国家，就需要有组织、有系统的进行国情调查，掌握各方面的轨数。因此，管仲拟定了极其详细的国情调查提纲，列于《管子·问篇》。其所列的问题（调查项目）计69项。这些“为国所当察问的”都是有关基本国情国力的调查项目。其中属于人口方面的项目有37项，约占全部项目的2／3，经济项目有25项，约占全部项目的1／3。这些调查项目主要是数量标志（55个），同时辅之以品质标志（7个），体现了数字与情况相结合的特点。现将其全部调查项目列后：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乎?

　　问少壮未胜甲兵者几何人?

　　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

　　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问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断，今事之嵇也何待?

　　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

　　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

　　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

　　问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纳税）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债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他国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表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上列诸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规矩），乱乡子弟者有乎?

　　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债券）者几何家?

　　问国之伏利（未开发的资源），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

　　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在军队服役）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适龄青年，已应征入伍）者几何人?

　　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制作用品）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手工劳动）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

　　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

　　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轭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率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佐，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铗，钩弦之造，戈戟之紧，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师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勿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帅，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

　　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夫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

　　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

　　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阨阙，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就有了这样系统、周密的、具体的国情调查提纲，确属空前创举，在世界统计调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调查研究思想。管仲除了提出上述的国情调查提纲以外，还对齐国的基本国情国力从八个方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国情调查研究纲要，其内容如下：

　　（1）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

　　（2）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3）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4）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

　　（5）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6）入朝廷，观左右，本求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

　　（7）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8）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36。

　　综上所述，可见他的国情调查研究纲要包括了下列内容：

　　（1）调查地点：包括田野、山泽、国邑、州里、朝廷等地。

　　（2）调查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3）调查方法：采用了采访（行、入、课、听）、观察（视、观、察）、计算（计算、估量）的方法。

　　（4）研究内容：根据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确定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究竟是饥、贫、侈、虚、乱、弱、不行于其民、衰亡之国呢?还是饱、富、俭、实、治、强、行于其民、生存之国。

　　在他的统计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统计工作。例如，派鲍叔、隰朋、宾胥元和宁威四人调查富商蓄贾（大贾）对农民放高利贷的情况；为了实现其“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居民按“士农工商”进行类型分组；根据食盐消费量调查，估算提高盐价后的全国财政收入；提出“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37的统计报告制度；明确提出“春曰书比、夏曰日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38的人口统计问题，即春天登记人口，夏天核实人口，秋天普遍调查人口，登记人口的出生与死亡等。

　　综上所述，远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卓越的统计思想家管仲，他论述了审数、计数、轨数的重要性，提出了系统、周密的国情调查提纲和国情调查研究纲要，并创造性地进行了统计分组和统计估算。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统计遗产。

　　（二）孙武的调查研究思想

　　统计是一种调查研究，孙武的调查研究思想对统计理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孙武，春秋时兵家，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著有《孙子兵法》，及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五篇。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他对调查研究非常重视，其调查研究思想，虽然是涉及军事的，但有普遍的应用意义。

　　1．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孙武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要调查研究，慎重从事。《孙子兵法·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时“察”即指调查研究。

　　他认为国君如不调查研究，不了解自己军方的情况，而妄加干涉，必将扰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谋攻篇》：“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命令）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不知军之事而同（参与）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权谋）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他认为在军事方面不了解情况，不能贸然行事。《军争篇》：“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2．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部分。孙武鉴于战争的重要性，所以主张调查五事，研究七计，然后作出谁胜谁负的判断。《计篇》：“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真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率孰练?赏罚熟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经之以五事”，是指从道、天、地、将、法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然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在调查五事的基础上，对敌我双方“主熟有道”等七计进行对比分析，判断谁胜谁负。

　　孙武在《形篇》论述了“兵法”，实际上讲的是用兵的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部分。他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日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即：敌对双方土地面积不等，就产生幅员大小的“度”的不同；幅员大小不同，就产生物质资源多少的“量”的不同；物资多少不同，就产生所能动员兵力众寡的“数”的不同，兵力众寡不同，就产生军事力量对比的“称”的不同，力量对比不同，就产生了战争胜负的不同。可见孙武是在调查土地、幅员、物资的基础上研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判断作战的胜负。

　　3．调查研究贯穿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调查研究贯穿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从实际出发，事先向了解敌情者作调查。《用间篇》：“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这就是说：明君贤将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事先调查、了解敌情。先知者，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求神问卜去取得，不可靠过去相似的事情作类比，也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来验证。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调查。

　　同时，孙武的调查研究也贯穿了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诸如，奇正、虚实、迂直、强弱、胜败、利害、患利、敌我、众寡、劳逸、饥饱、安动、静哗、进退、治乱、远近、得失、安危及勇怯等等，不胜枚举。他主张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研究问题。例如，《九变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即明智的将帅研究问题，总是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便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

　　孙子的调查研究思想，到现在仍是科学的真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对我国的统计理论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范蠡的经济循环预测思想

　　范蠡（生卒年不详），曾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约公元前496－前473年），为越国的上将军，使越国曾称霸中原。《史记》说他离越国后，至齐国治产获千万，被任为齐相，后来又辞官散家财，至于陶，自称陶朱公，为天下富翁。

　　他认为社会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他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39因此他将春秋时期的天文知识与长期的农业丰歉经验相结合，总结出经济循环预测思想。

　　他认为农业的丰歉与太阳（木星）的运行有关，其运行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每年运行所到的年岁用十二地支表示，又将年岁所属地支分别联系其五行属性作周期排列，以子、亥属水，丑、辰、未、戌属土，寅、卯属木，已午属火，中、酉属金。于是得出了他的经济循环思想：“故岁在金，穰（丰年）；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40“太阳（木星）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小丰收），三岁处火则旱。”41他认为农业收获的丰歉受天时变动的影响，大体是六年一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大饥；较小的变动，三年一个循环，掌握了农产品收获的这种规律性，就可以预测谷物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进行商情预测。

　　（四）李悝的统计思想

　　李悝（公元前455一前395年），一说李悝即李克。战国前期的著名政治家，法家的奠基者。他在魏文侯和武侯时，在魏国任相国，进行社会改革。著有《法经》，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法典。

　　他在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农民余粮，到荒年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平抑粮价。在这些经济政策中，体现了他的统计思想。现根据《汉书·食货志》对他的统计思想予以论述。

　　1．统计估算。

　　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这就是说，“尽地力之教”的核心是“治田勤谨”。例如，百里见方的土地有耕地六百万亩，如果治田勤谨，就会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否则就会减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这是古代一种初级阶段的统计估算法，即用比例数估算耕地总数，又用平均每亩增减数估算九百万亩耕地的粮食增减总量。　 

　　2．农民家计调查。李悝以典型的农民家计调查为例，对其全年的家庭收支进行了具体分析。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薪春秋之祀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现列表说明如下：

农民家庭收支平衡表

　　通过上述典型的农民家计调查，体现了他的统计思想：

　　第一，通过一个典型农民的家计调查，就基本上可以认识一般农民家计的本质特征：支出大于收入，“农夫常困”。因此，就要影响其生产积极性，产量减少，使籴粮价格非常昂贵。

　　第二，把实物单位（石）与货币单位（钱）结合运用，便于汇总比较，给人们以深刻的认识。

　　第三，创造性地运用了平衡法：收入一支出＝差额，进行了农民家庭的收支分析，做到了有数字、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

　　3．复合分组法的应用与分析。为了解决“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的经济问题，李悝根据历年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分组分析，提出了平籴政策。

　　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四倍于常年150石的产量，即600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余四百石中，籴三百石），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刘叔鹤曾据以编成“平籴复合分组表”42：

平籴复合分组表

单位：石

　　通过上述复合分组，体现了他的统计思想：为了深入说明研究对象受两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发生的综合变化，即需采用复合分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悝还不能采用上列现代复合分组表的形式来研究平籴问题，但其内容实质应该说是与现代复合分组表一致的。当时，李悝已经运用了复合分组的概念，把按“年景”与“收成程度”两个品质标志结合起来进行复合分组，说明籴粮或粜粮的数量，不仅与年景有关，而且还与其收成程度有关，从而提出了他的平籴政策，希望达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统计史上，李悝第一次进行了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家计调查，开典型调查之先河。采用了实物与货币两种计量单位，以利于综合分析；应用了平衡法、估算法与复合分组法。并在其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了数字与情况相结合的统计估算与分析。所有这些卓越的贡献，在世界统计史上应占有一定的位置。

　　顺便指出，有的同志认为，《汉书·食货志》关于李悝的经济“统计”和“核算”部分的记载绝不能予以过高的信任和估计。43我们认为，就其体现的统计思想来说，确有其独创性，绝不能忽略其在世界统计史上应占有的地位。

　　（五）商鞅的统计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初为魏国相国公孙痤的家臣，公孙痤死后，他便带着李悝的《法经》由魏入秦。当时秦孝公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曾下令求贤。商鞅入秦，正好适应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主持政事的最高长官——左庶长，旋升大良造（相当于别国的相国和将军的地位）。秦孝公二十二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所以一般称他为商鞅。他在秦国实行了长达十八年的变法改革，终于使秦国富强，奠定了后来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础。秦孝公死后，他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系后人编撰，这本书不仅阐述了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同时也阐述了他的统计思想。

　　1．审数的重要性。

　　在中国统计史上，管仲首先提出了“明法审数”的重要性，商鞅则继而突出地论述了“审数”的重要性。《商君书·算地篇》：“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国失数而国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这就是说，统计数字是国君的治国之术和国家的根本要事。国家没有这种统计数字，国君缺乏这种治国之术，国家就要危乱。现在国君要辟地治民，而没有审查统计数字，臣子要尽心办事，而缺乏这种治国之术，所以国内便有不服法令的人民和不听命令的臣属。

　　2．强国知十三数。商鞅重视调查统计，主张观俗立法，察国事本。《商君书·算地篇》：“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修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为此，他一方面论证了审数的重要性，一方面又特别提出了“强国知十三数”的统计思想。《商君书·去强篇》：“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语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是观察一国国力的基本指标；如果不了解这十三个基本指标，纵然这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也难免要日趋衰微。

　　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虽然不及管仲所列举的国情调查项目那样广泛，但他在“十三数”中特别强调了人口数字，并在秦国实行了人口调查登记，还把它看做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数据。所以，胡寄窗认为“在全国经常进行人口调查登记的，商鞅实是历史上的第一人。”44

　　3．实行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商鞅发展了西周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商君书·去强篇》：“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商君书·境内篇》又说：“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西周虽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但尚未对“丈夫、女子（成年男女）”以及“出生、死亡”进行经常登记。

　　商鞅实行人口调查登记制度是为秦国的变法图强服务的。他在秦献公“为户籍相伍”的基础上，把李悝的《法经》搬到秦国，并根据人口调查登记的资料，编制户籍制度。同时，他认为“胜法之急，莫急于去奸。”45他把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的人通称为“奸民”46，他认为去掉奸民，才能解决“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的状况，才能发展生产，使秦国富强。为此，他在编制户籍的基础上，提出了连坐法：“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保的户籍编制），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47他的连坐法，为秦国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推行，用以压迫劳动人民，巩固封建政权。

　　4．统一度量衡制。商鞅变法前，秦国的度量衡制极不统一，不便于综合汇总与比较研究。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在秦国规定了度量衡的进位制度，如规定六尺为步，同时又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制。

　　在现存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商鞅方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个“商鞅方升”原系商鞅发往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作为标准量器的。后来秦始皇又用来作为标准量器颁发到临（县名）。在这量器上刻有商鞅的铭文：“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齐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升的容积为16又1／5立方寸。

　　商鞅建立了秦国统一的度量衡制，不仅解决了统计计算的可比性，便于统计的综合汇总与比较研究，而且对于巩固秦国统一的集权政治、加强国内的经济联系也有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商鞅继管仲之后，重视调查统计，强调审数的重要性，提出了变法图强必须掌握的“十三数”，发展了西周时期的人口调查登记制度，并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制，使统计计算具有可比性。正是由于他的这些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古代一个杰出的统计思想家。

　　（六）其他各家的统计思想

　　1．孔子的统计思想。

　　《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注上说：“主委积仓庾之吏也，不失会计，当直其多少而已”。《说文》对“会”的注：“凡曰会计者，谓合计之也，皆非异义也”。可见这里的会计是指计算（包括统计与会计）而言。原文的意思是：孔子作过管理仓库的官吏，主张包括统计在内的计算要准确，当是多少就是多少。这句话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荀子的统计思想。在《荀子·大略篇》，他说：“智者明于事，达于数”。即明智的人，既要明白事理，又要通晓数字。在《富国篇》，他说：“其于财货取与计数也，须熟尽察”。即在财货收支统计方面，必须熟悉详察。又说：“无制数度量则国贫”。即国家的开支，应有数量上的监督，以避免财物的损耗；否则国家将陷于贫弱。可见计数对国家的贫富有重要关系。他还说：“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必时藏余，谓之称数。”即治理人民，必须按一定的数据行事，这样就需要量地、计利、计算人力，使人民能胜任工作，其工作能生利，生利足以养民，生产除满足衣、食、用以外，还要有富余，这叫做“称数”，可见荀子非常重视统计调查，做为决策的基础，以达到治民与数据相称的目的。

　　3．墨子的统计思想。墨子直接论述统计思想的很少，但在《墨子》一书中也可以间接反映他的统计思想。例如，《备城门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可见他应用了统计分组法，有丁男、丁女、老、小的人口分组，也有丈夫、丁女的性别分组。《号令篇》：“里中父老、小不举守之事及会计者，分里以为四部，部一长，以苛往来”。即敌人攻城时，城中父老、小不担任守御工作或计算工作的人，要组织起来，把城市分为四部，每部设一人为长，盘查往来行人。可见墨子把计算工作（包括统计工作）看作和守御工作同等重要。

　　简短的结论

　　我国先秦时期的统计，由萌芽到政府统计的奠基，逐渐建立了附属于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统计工作，应用了若干统计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阐述了光辉的统计思想。其发展虽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当时的世界统计史上，确已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我国原始社会，产生了一般的计数活动，形成了统计工作的萌芽。结绳记事，不仅产生了简单的总量指标，并且应用了简单的统计分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书契记数代结绳记事而起，发展为一种比较进步的计量方法－以数字为主体的经济记录。

　　在夏商奴隶社会，《禹贡》是一篇反映夏代国势调查的重要文献。记述九州的基本情况，并按土质的优劣把九州的田、赋进行了复合分组。被近代欧洲统计学者誉为是国势统计学最早的萌芽；但以后未能继续发展。

　　商代已初步建立了附属于官僚机构的政府统计组织，形成政府统计的萌芽。殷墟书契记载了许多商代的统计史实，当时在军事、祭祀、田猎等方面，已较广泛地进行了统计工作。

　　西周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统计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统计组织方面，基本上形成了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的分散的统计组织。在统计工作方面，职方氏的国势调查，不仅是国势统计学的先驱，并在世界上首先按最小公约数的原理计算了性比例；实行了我国最早的一次人口调查——周宣王料民。在统计方法方面，建立了统计报告制度，应用了分组法与平均数。在统计思想方面，《周易》的统计分组思想，体现了现代统计分组法的基本思想；《周易》的平均数思想，为统计平均数的概念与作用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为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各国之间不断征战。各国附属于官僚机构的统计组织，很难完全统一。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有许多涉及统计法规的内容，为后世封建王朝所继承。春秋时期的统计工作，主要有书社制度，人口、土地调查等。春秋战国时期的统计方法，有了一定的进展。战国时期韩、赵、魏、秦等国推行了上计制度即统计报告制度，加强了国君对地方财经的控制，为后代封建王朝所效用；管仲提出了按职业标志划分“士、农、工、商”四个类型组，为旧中国所沿用；孙武根据调查资料对晋国六卿的兴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计分析；韩非创参伍分析法，验证实效，发现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统计思想，空前活跃，极一时之盛。管仲提出了审数、计数、轨数的重要性，系统、周密的国情调查提纲与国情调查研究纲要，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统计遗产。孙武的调查研究思想贯穿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辩证法，对统计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范蠡的经济循环预测思想，利用天时变化与农业丰歉之间的关系进行商情预测，比欧美提出这一问题要早两千三百余年。李悝进行农民家计调查，创造性地运用了平衡法，应用了复合分组法，说明了“农夫常困”的原因，并为平籴政策提供了有力数据。商鞅继管仲之后，提出了“审数的重要性”，强国知十三数，实行人口调查登记制度，统一度量衡，这都为秦国的变法、富强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左传》昭公六年。

　　②皇甫谧：《帝王世纪》。

　　③本书由Guignes主编，Gaubil译出法文，书名为：Le Chouking，ouvrage recueilli par Confucius。

　　④[日本]横山雅男：《统计通论》，孟森译，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第8页。

　　⑤同上，第9—10页。

　　⑥刘叔鹤编著：《中国统计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14一15页。　 

　　⑦胡广等撰：《礼记大全》卷二《曲礼第二》。

　　⑧登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临时征集兵员；一是男女到了一定年龄行成年礼，并登记入册，一旦发生战争，即可呼登人出战。

　　⑨《殷墟》奴隶社会的一个缩影，第28页。

　　⑩《殷墟书契后编》（下，四一，一二）。

　　11同上，（下，一四）。

　　12《殷墟书契前编》（二，四二，三）。

　　13《殷墟书契续编》（三，四三）。

　　14《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

　　15唐仲久：《帝王经世图谱》，丛书集成本，卷七。

　　16《周礼·天官·冢宰》。

　　17《周礼·天官·小宰》。

　　18、19《周礼·天官·宰夫》。

　　20《周礼·天官·司会》。

　　21《周官总义》卷一，宋易撰。

　　22《周礼·司民》。

　　23《周礼·司寇刑官·小司寇》。

　　24《周易注疏》，系辞上。

　　25《周易注疏》，“萃”卦。

　　26《周易注疏》，“同人”卦。

　　27《韩非子·难二》。

　　28《韩非子·外储左下》。

　　29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8页。

　　30《韩非子·八经》。

　　31《韩非子·备内》。

　　32《管子·计篇》。

　　33《管子·明法篇》。

　　34、35《管子·七法篇》。

　　36《管子·八观篇》。

　　37《管子·立政篇》。

　　38《管子·乘马篇》。

　　39《国语·越语下》。

　　40《史记·货殖列传》。

　　41《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42刘叔鹤：《李悝的经济政策与统计核算》，《统计》1981年第4期，第36页。

　　4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第1版，第277页。

　　44同上，第40 0页。

　　45《商君书·开塞》。

　　46《商君书·画策》。

　　47《史记·商君列传》。

　　（莫曰达　供稿）